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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李伟光医生
时间:2016-12-06 作者:王宏治(中国政法大学)

编者按:

  李伟光(应章)先生(1897—1954)是与上海有着紧密渊源的台湾近现代农民运动杰出领导者,他领导的“二林蔗农事件”影响深远,在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为李伟光先生友人、革命前辈王锡珍之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宏治今年11月5日在“纪念二林蔗农事件91周年暨追寻两岸共同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上的感性发言,上海台联今日予以刊发,与读者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台胞前辈(编者对原文略有整理)。

台胞先贤李伟光

  我从小就知道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中有一位“李医生”。每当家里有人生病,妈妈的第一反应就是找李医生。有时妈妈一个电话,李医生就携带医药箱亲自上门来,每次李妈妈(倪振寰)必定随同前来。有时妈妈就叫黄包车带我们去四明里的伟光医院看病。如果病人是我,只要一看见李妈妈,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我觉得李妈妈很喜欢我)。当然,若是大病,还是要转到大医院的,比如割扁桃腺之类。但在1954年的一个深夜,爸爸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没说两句,爸爸就匆匆忙忙叫起妈妈,穿上衣服就消逝在夜幕中。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夜里李医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之后的那几天,爸爸一直忙着料理李医生家的后事,其间据说也有许多周折。

  转过年来,我们全家随着爸爸的工作调动搬到了北京,但爸爸、妈妈与李家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要到上海“串联”,当时爸爸身患癌症,行前我问爸爸到上海有什么事吗?爸爸说,你到上海不要乱跑,但一定要代表他去看看李妈妈,另外再去看看吴强(他因小说《红日》正在受到批判)。当时上海抄家之风正盛,我带着一个朋友去看了李妈妈,老人家见到我很是高兴。我见她一家还好,回来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也感到欣慰。

  1968年,爸爸因患癌症不治故去,李妈妈得知后,发来一封感人肺腑的吊唁信。可惜文革中,妈妈不敢留任何文字材料,生怕给人惹来后祸。但家母一直与李妈妈保持着通信联系。

两岸专家学者齐聚上海交大纪念李伟光

  家母与李妈妈情同姐妹,有空时常与我们讲述李医生的革命生涯。今天我就讲讲记得较清楚的二三事,以示对李医生的缅怀:

  李医生首先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医务工作者。他医术高超,对病人满腔热情。他虽是学西医出生,却很早就走上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妈妈告诉我,他自己研制了一种治疗“肺痨病”即肺结核的特效成药,疗效甚佳。爸爸当年想为他向国家卫生部申报普及,全面生产,可惜李医生英年早逝,未能如愿。

  李医生也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伟光医院就是上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掩护了许多革命党人。尤其是台湾的“二?二八”起义失败后,大批的台湾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逃到上海,通过台湾的同乡会找到李医生家,由他安排以病人的身份住院,再通过地下组织转道解放区,或浦东游击队,还有的就在上海转入地下,做隐蔽战线的工作。这些台湾同志在解放后的对台统战工作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李医生的夫人李妈妈(倪振寰),也利用她的社会关系,为党的事业做了许多常人难以完成的工作。

纪念李伟光先生的学术著作近年多有出版

  李医生还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者。当年上海地下党通过宋庆龄红十字基金会搞到一批解放区急需的医药器材,由于内战爆发,交通受阻,无法送达。李医生将这批药械隐藏在自己家中楼梯下的暗室里。这些医药器材上边还贴着送往某某解放区的标签,若真让特务发现,势必殃及全家和其他同志。李医生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把这些医药器材据为己有,而是出于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其保存到上海解放,才取出这些医药器材,送交上海医药局,使之完璧归赵。

  妈妈常说,李医生一家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敢作敢当的革命精神,总是令我们油然而生敬意。

  数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岁月的烟尘却抹不去内心的记忆。今天,我还是要代表我的父母,向李医生、李妈妈表达我们的缅怀之心,向李氏后裔和社会各界表达我们两家人几十年来的手足之情。这一情感也正体现了大陆与台湾两岸人民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同胞之情,让我倍感荣幸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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